(一)
2002年，我在普华永道升为合伙人。在普华永道，我们被称为2002届毕业生。那时，成为国际著名的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的员工无疑是许多大学生心中最理想的选择。如果普华永道寄出一百封入职邀请函，就会有九十多位大学生选择加入普华永道。用人力资源管理的专业术语来说，大学生对普华永道的入职邀请接受率达90%以上;换言之，拒签率在10%以下。
但是近些年来，这一局面却不知不觉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大学生对普华永道的拒签率上升到了30%。根据调查显示，这些拒绝普华永道的大学生们心目中寻找工作的第一选择是公务员，第二选择是国有企业，第三选择是跨国公司和大型投行，最后才是如普华永道等专业服务公司。
大学生工作选择的取向变化在一定程度上真实反映了这些年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变化——他们不愿意来普华永道，他们要去做公务员。
(二)
一般而言，普华永道是一个有竞争力的雇主。普华永道对于大学生的吸引力除了薪酬比较高以外，作为专业服务机构，普华永道还为他们提供培训机会和未来事业的发展平台。通过在普华永道的锻炼，年轻人有机会到大型企业机构担任高级财务管理职务，也有机会留在普华永道成为合伙人。可以说，这是个现在多努力，未来高收入的有前途的职业。
但过去几年，许多优秀的大学生不惜承受在工资上的损失，并放弃成为职业财务管理人员的机会，选择去做工资较低的公务员。这是为什么?
为此，我专门与一位著名经济学家进行交流，讨论大学生择业倾向的转变和原因
（管理咨询）。这位著名经济学家(副部级)说，在这看似非理性选择的背后，其实是一种大学生个人收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公务员是个有“钱”途的职业。这些大学生对于公务员岗位有一个会带来未来高收入的预期。讲的白一点，这种未来高收入的预期源自对在公务员职位上可能存在某种特权和灰色收入的期待。现在放弃在普华永道可能获得的收入上的差距，是他们为未来的高收入购买期权所付出的成本。换句话说，他们初期放弃了去普华永道所损失的机会成本相当于是对行使未来高收入期权的初期投入。当他们在政府机关站稳脚跟，晋升到重要岗位时，他们就可以行使期权，获取利益。
虽然这位经济学家的观点有点偏激，但大学生对公务员工作的选择倾向反映了他们对公务员未来特权和灰色收入的预期，而这种高预期与当时中国社会正在蔓延的腐败状况相吻合。
(三)
在刚刚结束的普华永道2014年新员工招聘季节中，大学生对普华永道的拒签率发生了方向性的变化。在经过几年的高增长后，今年普华永道入职邀请函的拒签率重新下降到了10%以下，有的城市在5%以下。
普华永道入职邀请函拒签率下降的事实，说明更多的人才重新选择回到能够为他们提供培训和成长机会
（管理顾问），且收入相对具有竞争力的专业服务机构。这些优秀的大学生加入到专业服务行业，在成长为专业服务人才后，能够为他们服务的企业创造价值，为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做贡献。对此，我十分期待。
当然，影响大学生择业倾向的因素有许多。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大力推行反贪腐，建立和完善不能贪、不敢贪的反腐机制。李克强总理领导的政府撤消了534项政府审批权限，公务员的审批权不断减少，政府的透明度不断增加。在这样的形势下，我想大学生们对于公务员通过特权谋利和获得灰色收入的未来预期在下降，于是，做公务员就不再像以前那样受大学生们追捧，大学生愿意来普华永道接受锻炼了。这可能是影响大学生对普华永道拒签率下降的一个重要因素。
有关影响大学生择业倾向转变的其他原因，我就不在这篇文章中具体分析了。但有一点，我可以肯定地说，在普华永道成长为一名专业会计师是一个抗风险很高的职业。经济上升周期，资本市场活跃，收购兼并活动多，对我们的专业服务需求增大，我们学的专业就有用武之地。经济下行周期，企业面临经营困难，需要我们提供专业建议和技术支持;如果企业破产的话，我们还可以帮助企业提供“遗嘱”执行计划。我们的职业可谓是一个旱涝保收的职业。
(四)
1989年12月，通过对外经济贸易部、ACCA和普华永道的层层选拔，我有幸成为ACCA的第一批中国学员加入普华永道学习。
当时，不知道生活的艰辛，也不知道未来的道路有多难走，我怀揣着想成为国际会计师的志向，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后来我又有机会到上海、纽约、悉尼和伦敦的普华永道继续学习和成长。
由于一直辗转于异地他乡，我虽然工作多年，但在经济上还是常常感到捉襟见肘，十分紧张的。一直到升任合伙人时，我在经济上才开始有了一点结余。在当上合伙人的第一年，我借了点钱在老家给母亲建了一座新房子，并安装了抽水马桶、铺设了木地板。
这在当时的乡下可是新鲜事，许多乡亲都来我们的家参观。大家看着房子，问我妈妈：“儿子在哪里工作啊?”我母亲骄傲地回答说：“儿子在北京啊”。好奇心很强的乡亲又问：“做什么工作的?”我妈妈说：“他是做会计的。”人家就看着房子不再说什么了。等参观完，迈出我家门槛，权威的乡亲背着手、走着稳重的步子，念叨着：“会计嘛，不就是贪污嘛。”
这显然让我妈妈担忧了。每当新闻联播里播出某个腐败分子被抓时，我妈妈就会让我姐姐给我打个电话，问我好还是不好。妈妈很担忧那个上新闻联播的腐败分子很有可能是她在北京做会计工作的儿子。
其实，如果了解普华永道的企业文化和工作性质，我妈妈是可以完全放心的。我能够在普华永道坚持25年也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普华永道给了我一份干干净净的工作。
(五)
从优秀大学生选择到专业服务行业来工作这个社会现象的侧面来看，我们正在积聚更多为社会服务的优秀专业人才。如果有良好的政治、经济制度，专业人才有用武之地，我相信中国未来的前景就会更加充满希望。
谨以此文纪念我在普华永道工作25年。
2015年1月
关于拒签率和职业期权的几点说明(上)
《从大学生对普华永道的拒签率看中国的未来》一文发表后，我收到了一些朋友的评论和建议，这让我有机会进一步思考这个话题。
有几位朋友的评论比较直接和尖锐，他们误解了拒签率这篇文章的本意。他们认为我的文章中把“大学生选择去当公务员”与“未来可以贪污腐败”划等号的观点有失偏颇。我想文章的作用是传情达意，我的文章本意没有完全让读者理解，是我作为作者的责任。对此，我是要向读者表示歉意的。
我丝毫无意指责大学生选择做公务员是为了贪污腐败。我在文章中介绍了“职业期权”的概念，这是一位经济学家领导针对做公务员热和大学生对普华永道的拒签率上升这一社会现象，与我分享的经济学解释的观点。期权是一种选择权，是一个未来可以行使的权力，并不是一种一定要行使的义务。我的经济学家朋友是想说，因为这几年腐败的存在和蔓延，公务员岗位或者说“做官”的职业选择对大学生形成了一个本不应有的期权预期。当然，制度环境决定了他们可以行使期权，也可以不行使。如果制度环境不好，这种行使期权的可能性就会增加。
从会计核算的角度出发，我们知道职业期权是具有公允价值的。如果人们对未来行使期权带来的收入有较高的期望，而且没有制度限制他们行使期权，那么这个期权的现时公允价值就变得很高。换句话说，职业吸引力就大。我们绝大多数官员没有参与贪污腐败，从职业期权的角度可以说，他们放弃了行使期权的机会，放弃了他们的机会收入。当然，他们的良心也是安宁的。
写这篇文章还有一个隐情，因为我的一位很优秀的同学在去年12月份被叫去协助调查了。我希望他没有事，但是这个元旦，也有可能到这个春节，他的家人不知道他在哪里。我们在外工作，是不该让家人和父母担心的。我写这篇文章，是提醒我的读者，宁可自己走得稳一些，也不要违反规则。
当然，看到今年招聘季大学生对普华永道的拒签率大幅下降是件高兴的事，所以我写得有点自豪、有点激动。在我看来，像手艺人一样做一份专业的工作，辛苦一些，但工作单位在制度上比较规范、有职业道德的约束是好的。希望读者可以理解这是我写这篇文章的一个简单的出发点。
还有一条评论来自另一家四大的一位合伙人。因为他是竞争对手，为了说明问题，我只好引述这位合伙人在微信里的原话。他说：我觉得作者，一是太高估自己的公司了，普华永道乃至整个四大的工作在中国外资企业来看本也不算性价比很高。学生毕业有其他选择很正常。今年拒签率低了也可能是他们针对发offer的同学做了更精准的定位，单纯说大家择业更理性了有失偏颇。二是太高估绝大多数公务员的灰色收入了。我想大家选择公务员的时候不是都为了所谓的未知的灰色收入，而是中国本是一个偏官本位的社会罢了。还有这篇文章真是他自己写的么。。。里面的很多话我都觉得也常出现在他的其他文章中，特别是成长经历以及和ACCA的故事等等。
因为我们是同行，是竞争对手，这位合伙人发表的几点评论，我是不需要、也不方便回应的。但在微信群里的讨论中，他是用“用手捂住嘴巴”的表情来结束他的评论的。他似乎想告诉大家拒签率和职业期权这篇文章不是我写的。作为一名合伙人，在公众场合对他自己的竞争对手发表这样的评论，没有调研就质疑他人的诚信，我想这样做至少是不够厚道的。至于评论的水平如何，读者的眼睛是雪亮的。
我对自己的公司普华永道，对注册会计师行业充满自豪。优秀的人才能够重新审视职业选择的机会，重新判断职业期权的价值，愿意聚集在会计、审计等技术服务行业，无论对普华永道，还是对我们的竞争对手，这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因为坚持专业报国一直是我的理念。
2015年1月
关于拒签率和职业期权的几点说明(下)
《从大学生对普华永道的拒签率看中国的未来》一文在许多微信群里引起了争论。参与争论的包括我的一位同学，但我不知道这位同学确切是谁。
我的同学的微信原文是这样说的：对于包括普华永道在内的国际四大最近几年拒签率上升我曾对普华永道的几个合伙人表达过如下观点：第一、横向比，这些年来国际四大的相对薪资下降，20年前我校美会班毕业生的月薪是3千元，而那时公务员、国企和银行的员工月薪上千就是高工资;而现在国际四大的入职月薪是6千左右，而公务员，国企和银行员工普遍接近这个水平，相对优势几乎丧失;第二、国际四大内部薪资的相对差异变化不大，合伙人几百万，新进员工十万，这种薪资差异自然会增加拒签率。第三，现在毕业的大学生不像二十年前，多为独子，家庭条件好，追求个性和自由，他们不认同像国际四大这样的加班。我个人甚至认为，未来包括会计学在内的管理学，其理论基础不再仅仅是经济学，还有社会学等，人追求的并非只有收入，而是收入和自由支配时间的最佳组合。上述观点我至今仍然不变。卫军是我同学，我会将这个意见告诉他。
关于我同学评论的第一点和第三点，我都同意。但对第二点，我想作出下列回应。
首先我要向读者充分交代的是，在普华永道，合伙人不会、也不能把他的股权留给自己或传给自己的孩子。普华永道的所有合伙人都会把全部的股权无偿转赠给从员工中提升的新合伙人，代代传承。
因为我不了解其他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对新升合伙人的财务要求，所以不能随意推断，但在普华永道，我们的合伙人是无附加财务条件进入合伙所的。合伙人入股时只缴纳公司的运营资本，不需要支付任何额外的资金购买公司的商誉及经营权，这是我们普华永道的经营和分配模式的传承。我要强调的是，我们合伙制企业的传承纽带不是亲属世袭，不是以企业的公允价值为基础的现金交易，而是以专业精神培养的下一代合伙人的能力和品德。因此，为了保证事业的传承，保证永续经营，招聘到优秀的大学生来做公司未来的合伙人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普华永道最早在中国的经营模式是中外合作企业。为了响应财政部的号召，2012年提前转制为本土特殊普通合伙企业。值得提及的是，在转制过程中，上一辈合伙人有权利要求下一代合伙人支付退休金。在美国、英国、加拿大及澳大利亚，普华永道合伙企业的利润首先要支付的是退休合伙人的退休金。150多年来，这些国家的合伙合同中做了这样的制度安排。但是经过讨论，普华永道中国全体现任合伙人放弃了这项权利，认为不要让在中国的下一代合伙人有负担。我们对下一代合伙人的要求是：做好专业服务，壮大普华永道，把这份事业传承下去。
我的同学认为合伙人的工资与新进员工的工资的差异大，会增加拒签率，这一观点是不对的。相反，如果大学生看到合伙人作为专业人员，付出努力，得到良好的收入回报，他们会更加愿意加入到这个行业里来，投资成为普华永道合伙人的机会，即他们会更加愿意投资普华永道给员工提供的做合伙人的职业期权。如果不信，那么请看看高盛，他们合伙人的收入非常高，而拒签率近于零。
另外，降低合伙人的工资的做法等同于国有企业高管减薪、降薪。我不认为这是市场经济的做法，它不利于吸引优秀的人才到国有企业工作。因为减薪、限薪降低了到国有企业工作的职业期权的公允价值。
我猜这条评论应该是来自我的同学——上海财经大学的副校长陈信元。对于这位老同学，如果有专业问题，我会和他争论到底;但如果他作为一位兄长对我提出批评，在任何方面，我都一定会虚心接受的。
大学四年级时，我因为秘密地处女朋友，活动多一些，经济紧张，向信元借了5元钱。正值毕业的时候，聚会花销更多了，如何还这笔钱对我来说是一个难题。而信元也侧面地提醒我，他的应收账款科目是借方余额。那时，信元考到上海财经大学、我考到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读研究生。
为了在毕业分手前还清这笔应付账款，我每天到各个宿舍收集同学们离开校园时不要的废纸旧书。为了防止雨水淋湿，我认真地把收集来的废纸旧书用塑料布盖好。等完成了这项收集废纸旧书的工作后，我借了总务部的三轮车，把这些废纸旧书送到废品站去卖。我以为会骑自行车，就会骑三轮车的，原来不是，结果骑得歪歪扭扭，险象环生。为了防止在路上出现交通意外，我特地在操场上拉着装满了旧书废纸的三轮车练习了三圈。最后，卖废纸旧书换回了12块多钱。我用2块多钱买了半车西瓜请同宿舍的同学，用5元钱还了信元的应付账款，还剩下5块钱转为了自己的营业外收入。
今天，当我的文章在他的微信群里受到攻击和批评时，我的同学能够说“卫军是我同学，我会将这个意见告诉他。”这份爱护，与当时借我5块钱一样，让我感动。
